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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目:

《The stigma of homelessness: The impact of the label "homeless" on attitudes toward poor persons.》

 

二、作者:

Jo Phelan; Bruce G. Link; Robert E. Moore; Ann Stueve.

 

三、出版日期:

1997年12月

 

四、文獻出處: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0, No. 4. , pp. 323-337. 

 

五、內容摘要:

    本文主要是透過研究設計比較遊民和一般有住所的貧窮人相比,是否有較高的汙名化程度及探討背後原因。本文先以其他國家曾做過的調查結果舉例,發現過去在推行濟貧政策時,很多嚴酷的濟貧政策,便隱含了汙名化的意涵,例如要求受助者穿著特定服裝或配帶特定徽章工作,因而無形中該服裝反而形成恥辱的烙印。然而近年來官方處理窮人的方式,已經變得不那麼苛刻,但公眾責怪窮人自身歸因的聲浪依舊大於社會結構的歸因,例如在1997-1986年的調查研究中顯示美國人和英國人多數仍傾向將貧困歸因於個人缺點。

 

    隨著1980年代遊民開始出現,研究者發現社會上多數人對遊民的態度與貧窮者相比,甚至更加負面,其中包含對「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遊民與其他貧窮者相比較無美感及遊民較易與精神疾患者畫上等號等議題,再加上當時並無研究針對遊民與一般有住所的貧窮人做直接比較,於是研究者便設計了一項實驗研究,研究方式為設計出一位Jim的個案陳述,Jim總共有四種版本,分別為:無家可歸的精神疾患者、無家可歸的背部疾患者、有家可歸的精神疾患者、有家可歸的背部疾患者(研究者藉精神疾患和背部疾患,來探討外界對心理疾患和生理疾患的觀感),其他背景皆完全相同,接著再電話簿抽樣出受試者及經由合理的樣本加權降低偏誤,後續再藉由研究者設計出關於「社會距離」、「危險性」、「是否需經濟支持」、「責罵」的問題,利用方差分析去探知受試者對這四種版本的Jim在上述四層面是否會有顯著差異。

 

六、心得:

    從研究結果來看,被描繪成無家可歸的「社會距離」平均數高於有家可歸者,並呈統計顯著性。被描繪成精神疾患者的「危險性」和「是否需經濟支持」的平均數高於背部疾患者,並呈統計顯著性。而無家可歸者和精神疾患者的交互作用則無顯著,意指無家可歸的標籤分數與精神疾患者的分數並無交互影響,但在平均分數上無家可歸的精神疾患者,在「社會距離」、「危險性」和「是否需經濟支持」的平均數,皆高於無家可歸的背部疾患者、有家可歸的精神疾患者、有家可歸的背部疾患者。

    究竟這樣的研究結果代表什麼含意呢?從平均分數中可看出,社會大眾對遊民和精神疾患者的負面標籤分數幾乎皆較高,我較好奇的是為何精神疾患者的危險性分數偏高,但無家可歸者的社會排除分數卻較大?為何無家可歸者整體上的平均分數,除了「責罵」層面,其餘皆高於有家可歸者?研究者在後段亦有討論,是否這是出於傳統社會對遊民的負面價值觀所導致,或市其他存在社會結構面的原因,皆是值得讓人深思的議題。

 

    例如「分配正義」中強調應以合比例做為分配原則,意指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對待,對相同的人給予相同的對待。就像是在職務分配時,由於每個人的環境、條件、才能、需求不同,所負的責任有輕重之別,付出的心力也有多少的差異,因此職務分配要考量能力的適合與否,依照成員的才能、功勳、地位、需要,平均分配給成員們所應得的職位、責任及福利。 但上述論點是否忽略了每個人可能原先在社會積蓄上立足點的不平等,並且合理化貧窮問題是出於自身能力不足的原因,倘若真以此觀點進行資源分配,那處於弱勢者在每次的分配中不就更趨於弱勢?

 

    當然本篇論文的研究結果並不能完全用來代表社會大眾實質上對遊民和精神疾患者態度的看法,這其中仍有誤差因素的存在,例如研究題目設計上可能信度、效度仍有不足,畢竟態度是較抽像的測量指標,題目設計的準確度確實較難拿捏,以及社會大眾在填答時也可能會受到社會期許反應影響等。但從上述數據中仍可發現遊民遭受社會排除的隱憂,或許是因為外界易將遊民和骯髒、惡臭、蝨子纏身做聯想,因此外界對遊民的汙名化程度目前仍高於有家可歸者,然而汙名化除了會造成個人的自我汙名化認同,更會造成個人在自尊和心理健康,甚至一般能力上的退縮,如此終究難跳脫貧窮循環。

 

    此外,在社會排除的背後也隱含歧視的社會關係,這往往會造成遊民在就業、住房上的不便,這皆會增強遊民無家可歸的延續條件,而消極的公共政策背後,似乎也隱含著遊民該對自己負責的價值觀。其實上述議題也可類推於台灣,我在參與街友成長團體的過程中,便有街友反應在租屋時常遭受到房東拒絕租賃的打擊,目前營建署雖然有辦理街友的租屋補助,社會局亦有安排街友參與有支薪的掃街工作,希冀能藉此打破外界對遊民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負面刻板印象,但實質上外界刻板印象的破除本身即不容易,不過工作者確實可藉本篇提醒自己時時保持對人的覺察和同理,避免落於和社會大眾一樣直接歸責於個人的主觀判斷,卻忽略遊民可能是社會不友善結構下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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